农民：“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大国新危

   农民（工）融不进城市，其实不止是因为城市是市民的，那里是另外一套既得利益体系，蛋糕就那么大，很难分给农民工很多，何况市民还想得到更多，更重要的是因为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本身都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其基本上不可能持续惠及更多他人。不可否认，改革开放至今，很多农民不仅在经济增长中获益，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而且享受到城市化的一些红利，甚至变成市民。但是，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格局，实现城乡一体化，使所有农民都享受到市民的国民待遇，根本上不可能。

   改革开放前城里的干部与工人比农民强，至少是“吃国粮”，有退休金，但是完全计划分配，维持着低工资、低保障，低消费的状态，无所谓可持续与否。但是，今天城市里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迥异于改革开放前，高度依赖GDP增长基础上的财政收入增长，市场经济与发展主义是其两大支柱，不过，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财政依赖着土地与房地产经济，其中的地方债更是完全依赖GDP增长与土地资源，只有财政收入持续地增长，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才能改善，才能拓展，包括惠及更多的农民工。然而，这里至少存在两大致命性问题：第一，GDP不可能一直增长，土地资源也是有限的，房地产经济的泡沫已经破裂；第二，这样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作为现代制度是有成本的，且成本非常高，很难被降低。一旦GDP停止增长乃至滑落到低速增长（根本不可能回到高速增长），一方面税收肯定跟着下降，财政收入不仅得不到增长，而且为了刺激乃至救经济，还要补贴企业与消费；另一方面地方债一定维持不下去，不但不能再制造新债，而且可能还不起旧债。笔者不认为所谓的“地方政府资产足够，进而债务不用担心”一说，因为，第一，资产的价值也是靠经济增长维持着的，高速增长时的资产价值在低速增长时很可能大幅缩水；第二，很多资产是公共基础设施或非经营性资产，不能变现；第三，都是国有资产或公有资产，怎么去抵债？私有化吗？

   由上，当经济增长日益下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能够维持住当下的水平与范围就已经不错了，不排除连这都维持不住，进而，怎么可能惠及更多的农民工，特别是让所有农民享受到跟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呢？哪怕农民工为城市建设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一样地在城里没房，老了后只能回乡靠种地养老，现在农村的新型养老保险与合作医疗保险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相反，如果城市遭遇到经济危机，增速下滑，出现失业潮，很多农民工会被赶回农村。总之，建立在发展主义特别是增长主义基础上的城市经济之于农民，就相当于发达国家经济之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需要的是后者的廉价劳动力，只有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才“乐意”接纳与吸收，但是，不可能让他们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毕竟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对于城市自身都是不可持续的。问题是：如上篇文章指出的，现代的乡村，农民已经回不去了。（杨洲：农民：“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大国新危）

   不得不说，改革开放后，城市的发展与国家的现代化可能需要牺牲掉两到三代农民工，他们是劳动力的主体力量，也是“人口红利”的源泉（杨洲：农民工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源泉的新诠释——“基于土地制度的劳动力优势”分析），却不是发展与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不公平的。问题不止于此，当遭遇到重大的经济社会危机后，回不去乡村的农民能去哪里？没有了农民，乡村还是乡村吗？进而，经济社会危机没有了农民与乡村这个转移成本、代价与风险的“场域”，还能成功软着陆吗？经济社会发展的压仓石、稳定器、调节器还会有吗？

  基于上述讨论，接下来的二三十年可能是中国最充满不确定性的一个时期，我们从某种角度看的确发展得不错，很多方面都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经济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且已经进入低速增长阶段，失去了农民，特别是当现在的这两三代农民工被牺牲掉后，城市里的高楼大厦与路桥管网有谁去建造呢？日渐老掉的房屋（那么多的钢筋混泥土）有谁去拆除？环境卫生有谁去清扫与维护呢？甚至有谁去工厂做工呢？当然还有就是：土地有谁去种？靠享受着健全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市民吗？而离开这些，经济从哪里增长？市民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靠什么去维持？

  也许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上述都是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可以通过发展去解决。但是，发展越来越是不可持续的，笔者越来越觉着“发展中的问题靠发展去解决”这句话是个悖论。

文\  杨洲  福建农林大学博士研究